王剑锋/刘丽 经济日报 20040115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国际重量级的大活动频频光临上海，“财富论坛”、APEC会议余音未息，F1上海站的比赛即将登陆，2010年上海世博会也将如期“上演”。对举办方、举办地要求苛刻到难以想象的国际组织缘何一次次地相中上海？仔细分析不难看出，他们看中的是上海投资环境的转好、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城市竞争力的逐步提升。单就城市基础设施而言，上海在上世纪90年代投入资金就达3650亿元，占前50年投资额的90％。对于以往年平均财政投入基础设施不到20亿元的上海来说，如此巨额投资来自何处？这样几何级数的递增魔力在哪里？上海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总公司高国富总经理的回答很坦然：是上海的投融资体制改革的不断创新，为城市基础设施的超常规发展引来了源源不断的活水。
观念创新：思维的转变引发城市投资大发展的“联动效应”
在中国改革开放如火如荼的上个世纪年代，以珠江三角洲为代表的沿海经济由于政策等先发优势而得以迅猛发展，计划经济时代曾一路领先、占国内经济半壁江山的上海在第一轮的“接力赛”中显得明显落伍了：城市基础设施落后，市民居住拥挤不堪，环境污染严重，整体的投资环境缺乏吸引力。面对这样的现实，唯变才是根本出路，怎么个变法呢？基础设施建设必须先行。按照传统的做法，城建资金的筹措、使用和管理都由政府统包统揽，由市财政拨出。但政府财政资金的有限，投入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只能是杯水车薪。突破点又在哪呢？
思维的转变可以释放出极大的生产力，上海敢于突破传统的思维定势，用“借鸡生蛋”的方式在城建资金筹措上做起了文章。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提出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引入外资的“94专项”获得国务院批准，“专项”规定了资金自筹、自用、自还，从此拉开了上海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序幕。从1989年到1992年，上海向国外金融机构筹措资金约12亿美元，投入到南浦大桥、地铁一号线等市政重点工程。整个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初五六年的时间里，上海举债14多亿美元，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和环境保护的投资。随着城市市政建设步伐的不断加快，城建快速发展和资金短缺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起来，“城建缺钱”的这个老问题又摆到了上海决策层的眼前，必须进一步探索新路。
1992年7月，上海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总公司的诞生使得上海城建出现了“峰回路转”的契机。上海城投公司的成立，是上海思想的进一步解放、思维的进一步突破，也是城建资金由“投”向“融”的跨越，标志着上海城市建设投融资新模式的形成：城市建设不再是政府统包统揽，而是在政府不断投入的基础上，由政府领导下的专业公司以企业举债的形式，通过向金融机构和吸引社会资金等多种办法，全方位筹措城市建设资金。从此以后上海城建一路高歌猛进，城投公司真正担当起上海城建投资“顶梁柱”、“当家人”的角色。10年下来城投公司先后为42项重大工程项目解决了资金问题，几乎上海每一项基础设施重大工程身上都有城投公司的“影子”，包括地铁、市区“三纵三横”的骨干道路、“申”字型高架道路、越江桥隧、合流污水工程与苏州河环境整治、自来水与煤气等市政公用事业工程；10多年来城投公司通过多种渠道筹借的资金达1200亿元，占上海市整个十年资金筹措总数的三分之一。
正是凭着观念不断更新和思想不断解放，上海在城市建设投融资改革方面步子迈得更坚实了。九十年代上海在利用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贷款建设南浦大桥和杨浦大桥时，进行了大胆的尝试，有期限转让市政设施部分专营权，这在当时无疑是一个石破天惊的举动。由城投公司和久事公司出面将黄浦江上的南浦和杨浦两座大桥和打浦路隧道的专营权作价24亿元，转让给香港中信泰富集团；紧接着，城投公司又把内环线高架35％的专营权转让给上海实业集团，获得的6亿美元用于延安高架道路的建设。高国富认为，城投公司组建的10年来是上海投融资体制改革的缩影，“回过头来看，上海实现了三个重要的观念的突破，首先突破了计划经济时代城建单纯依靠财政的习惯思路，建立了适度举债的新思路、新机制；其次突破了土地无偿使用的老观念，建立了土地批租有偿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