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老观念的不断突破，引发了上海城市建设的“联动效应”，城建资金也如活水源源不断涌出。上海城市建设资金的来源渠道稳定形成，一是政府财政投入；二是各项市政设施的规费收入；三是土地批租，过去十年上海仅这一项就筹措资金1000多亿元；四是银行信贷，其中向外国政府、金融机构融资高达32亿美元；五是发行建设债券，10年累计筹资120亿元；六是证券市场融资；七是盘活存量，实施专营权有偿转让；八是国内外的各项直接投资。
机制创新：城市投资主体多元化————
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具体演绎
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要适应经济市场化不断发展的趋势，进一步增强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国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
这次会议无疑为国企改革，尤其是为投融资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其实在这之前，上海城投公司就在机制方面进行过探索和创新，将“城市投资主体多元化”运用到了城市基础设施领域，“以小博大”、“四两拨千斤”，这对混合所有制经济未尝不是一个很好的诠释。
2002年3月份在上海城市建设领域有一件事情曾轰动一时，可以说意义非常深远。城投公司把它所拥有的沪杭高速公路上海段99.35％的股权，折价32.07亿元人民币出让给一家民营企业。这一签单创造了上海城建史上的两个第一，这是民间资本首次大举进入上海基础设施存量领域，其单笔数额也在上海绝无仅有。通过此次转让，福禧公司拥有了沪杭高速公路上海段30年的经营权，包括加油站、服务区、广告和通行费及边际延伸收益的经营权，并负责4车道改为6车道的扩建工程。而城投公司则实现了资产在流动中增值，存量资产得到了盘活，转让来的资金可以更大地发挥它的影响力，为上海污水治理三期、沪芦高速公路等项目的上马提供了资金来源。高国富的话说得更透彻：其实上海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并不是仅仅就缺这32亿资金，而是有个资金放大使用效率问题。把这笔资金分别投资到高速公路、自来水、垃圾处理等项目上，吸引社会资本加入，32亿可以发挥130亿的效率，“死的资金”也就变活了。
2002年5月份，上海又一条高速公路———沪芦高速公路上马了，它是实施上海新世纪“航运中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洋山深水港的配套工程，它的投资主体是混合所有制。在这个项目公司中，城投公司占了30％的股份，其余65％由3家民营公司占有，5％由国企城建集团所有。上海城投公司30％的资金带动了70％的社会资金，又一次实现了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的有效结合。这种投资主体的多元化融资模式，改变了过去城投公司在上海城建领域“独挑重担”格局，充分发挥了各方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单就城投公司而言可以更好地发挥国有资本的控制力、影响力和拉动力。
时任上海市市长、现任上海市委书记的陈良宇认为，十几年来上海城建的投融资体制改革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以建立举债机制为重点，扩大政府的投资规模；第二阶段是在90年代中期，以土地批租为重点，大规模挖掘资源性资金；第三阶段是90年代后期到现在，以资产运作为重点，用市场化的方式吸引各方投资。 [Page]
接下来城投公司在投融资改革方面可以说是“大手笔”频出，将触觉延伸到了煤气和自来水等一些经营性的公用事业领域。作为上海合流污水治理重要设施之一的竹园污水处理厂，在引入多元投资机制后，运营成本由原来估算的每吨0.33元下降到0.22元，降幅达到了1／3。同年5月底，城投公司将浦东自来水公司50％的股份折合人民币7亿多，以20.3亿元的价格转给了管理经验比较丰富、运作手段较为成熟的一家法国公司，这开启了上海乃至国内自来水领域投融资改革的先河。对此，高国富感触颇深：国有独资经济可以运行得好，但制度本身并不能保证国有独资经济比多元投资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更有效率。通过投资主体多元化的引入，降低了管理成本，完善了法人治理结构，盘活了资产的存量，混合所有制经济已经开始成为上海城建投融资进一步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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