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公36条使民企面临特许经营诱惑——王亦丁
“非公经济36条”的出台让民营企业有机会站在公平的起跑线上，然而民企参与公共事业的投资热情并未爆发钢铁大亨卡耐基，石油首富洛克菲勒，铁路大王摩根……投资公共事业而赚得盆满钵满的商业巨头们让无数中国企业家振奋，然而，在政府壁垒和国有企业垄断的局面被打破后，“非公经济36条”是否能够支持中国成长起公共事业的大亨？
事实上，零星的尝试早已经开始。1990年代初期，泉州的民营企业家联合投资2.5亿元，采用BOT方式建设刺桐大桥；此后，北京桑德环保集团雄心勃勃地推出“中华碧水计划”，采用BOT方式在全国建立了超过20家污水处理厂；民营企业家们的心态并不复杂：想想拥堵的高速公路吧，公路、大桥、电力、水厂，其中蕴藏着巨大的机会。
然而，结果出人意料，1990年代初的BOT高潮中，真正渔利的民营企业家并不多。刺桐大桥在收费、配套设施经营权方面受到交通部的种种限制，桑德的BOT融资仍然无法破解；不仅仅是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如英国国家电力、香港汇津、台塑等作出的尝试也颇为惨烈。
但新一轮的BOT已是热火烹油，2008奥运项目有超过一半将采用BOT的方式建设。政府表现了相当积极的态度：2004年5月，建设部出台了《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2005年“两会”前，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即被称为“非公经济36条”的文件）明确表示，中国将在铁路、电力、民航、石油等行业和领域，引入竞争机制，支持非公资本参与各类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和运营。政府的动力在于，仅依靠政府财政在公用设施上的投入早已是捉襟见肘。
谁将会成为新一轮BOT的主角？市场化的国营公司仍是主力，奥运“鸟巢”中标方为北京城建和中信的联合体，而参与投标者悉数为国营公司，不仅如此，对于更多周期长、投资额大的公用设施BOT项目而言，民营企业如鲠在喉。
首先是钱，动辄过亿的资金规模，民营企业敢于接盘者甚少，虽然国家开发银行对于此类贷款表现了相当积极的态度，但是超过75%的贷款仍然集中在国有大型公司。
其次是运营权，BOT项目通过对项目的运营管理来获取利润，民营企业缺乏大型公用事业项目的管理经验，更重要的是，项目的定价权——电价、水价仍然掌握在政府手中，民营企业缺少与政府博弈的筹码，利润无法保证。
事实上，“第一轮BOT浪潮中存在的地方政府信用和定价风险并没有消除”，清华大学项目管理系教授王守清博士说。王多年专注于BOT研究，亦是欧盟BOT项目研究的中国负责人，“建立充分的市场预测、适度的投资回报率，合理分担风险的BOT合同仍然是关键的”，他说。
如同19世纪后半期的美国，在第一轮以外资为主导的BOT失败之后，国内企业成为第二轮BOT的主导力量，然而，以国营公司主导的第二轮BOT并非没有风险。由于国有企业法人缺位，谁来为合同负责，为亏损的项目埋单？“用国家的钱来完成BOT的项目融资，亏了也在银行账上”，一位BOT的业内人士称，而更悲观的论调则认为，这亦是国营公司成为BOT主角的真正原因。
非公经济36条的历史意义颇值得记取，但更现实的操作仍然急需一部有关BOT的法规，并建立统一的政府协调机构，“而无论是国营公司还是民营企业，政府选择项目法人的标准应只有一个——效率”，王守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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