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在上海创造一个有利于科教发展的优良环境，在这个环境里，容得下爱因斯坦立命安身，也容得下爱迪生和比尔·盖茨发财致富。
全中国、全世界的优秀科教人才和资源，将自动被吸引到大上海来。所有他们带到上海来的、被上海购买过来的、或是他们在上海作出的一切，就都是上海的。
一项在德国成熟的技术，却不是在德国，而是在上海，首次实现了它的商业化，这象征着什么？它无疑象征着，上海真的已经成为高新技术进行商业转化的热土！
“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这句古人的名言及其含义，很多人都是熟悉的。大家都知道有时候我们考虑问题，不能只将眼光局限在问题本身，不能只顾钻在问题本身的牛角尖里，而是应该“跳出来”观察一番，思考一番，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
当“科教兴市是华山一条路”提出之后，引发了人们许多思考。但是有不少人将思路局限在“我们上海怎样多搞出高科技成果”这个传统的方向上，结果自然是老一套——磨拳擦掌准备向市政府争投资、上项目，如此等等。当然这老一套并不算错误，但是对于大上海今天所面临的空前的大机遇、大挑战来说，未免显得太缺乏创意了。
“那么，有创意的思路在哪里？”我仿佛已经听到责问的声音。其实，有创意的思路就在上面那句古人名言中。“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果欲科教兴市，功夫在科教外”呢？
让我们从科学史的角度来试作考察。比如美国，它好像并没有过一个大力强调“科教兴国”的运动，然而如今它是世界上科教最发达、最领先的（至少从总体上来说是如此）。原因很简单，它的决策者只是致力创造了一个有利于科教发达的环境而已。这样的环境至少包括两个重要方面：
一、能够吸引科教的优秀人才，让这些人才在那里感到安全、愉快、有前途。开始时，欧洲的学者没有谁看得上新生的美国这块学术蛮荒之地，美国人只好用惊人的高薪来吸引欧洲的学术人才。随着学术渐具规模，水平也逐渐上去，欧洲学者才慢慢收起他们鄙夷的目光，开始接纳这个新伙伴——这时候是因为感到那里开始出现许多新的发展机会。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的政治迫害使欧洲许多著名科学家失去了安全感，甚至失去了安身之地，这时是美国为他们提供了安全的、令人愉快的环境，提供了学术上的安身立命之地。爱因斯坦离开德国，到美国定居，就是一个象征性的事件。
二、能提供高新技术进行商业转化的热土。让人们看到，这里是最欢迎新鲜事物的，新技术在这里可以很快得到应用和成功，而且“英雄不问出身”。这方面的象征性人物就是大名鼎鼎的爱迪生。爱迪生出生于下层社会，只断断续续上过五年学。然而这个按照我们现在的标准连小学也没毕业的人，一生中却获得数百项专利（其中关于电力和电灯389项，留声机195项，电报150项，蓄电池141项，电话34项）；他直接经营着企业，随时将他的发明转化为实际产品，再推向市场，获取利润。我们今天念念不忘的“科技成果转化问题”、“基础理论与应用研究关系问题”等等，在爱迪生那里早就顺利解决了。相传他35岁时已经被视为“世界上最有名的美国人”，而当他于1931年去世时，人们将他视为现代电气技术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奠基人。当今的比尔·盖茨其实也是这类人物。
上述这两个重要方面，就是科教的“诗外功夫”。比起当年刚刚起步的美国，今天上海的条件已经好得多了。只要我们为科教创造一个优良的环境，让优秀人才在这里找到自身发展的机会，让高新技术在这里找到商业转化的热土；在这个环境里，容得下爱因斯坦立命安身，也容得下爱迪生和比尔·盖茨发财致富，那全中国、全世界的优秀科教人才和资源，就会自动被吸引到大上海来。所有他们带到上海来的、被上海购买过来的、或是他们在上海作出的一切，就都是上海的——他们的创新也就是我们上海的创新，他们的成果也就是我们上海的成果。大上海海纳百川，自能成其精深博大。
这样的局面，对于今天的上海来说，已经不是狂想曲，而是一个正在开始出现的现实！上海申博的成功，台湾企业界“要想不受伤害，就请快去上海”的谣谚，大量外资的涌入，大批海外人士在上海的定居，……种种事实表明：一个前所未有的大机遇，已经对大上海惠顾；一幅倾倒众生的大蓝图，正在向全世界显现。
正在此时，世界上第一条商业性磁悬浮列车线在上海正式开始运营，为这幅大蓝图添了一笔重彩——想想看，一项在德国成熟的技术，却不是在德国，而是在上海，首次实现了它的商业化，这象征着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