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制度创新的突破口总是在制度和制度结构的薄弱环节。尽管制度结构中不同制度之间相互联系，其变迁也具有联动效应，既有纵向联动——制度变迁的现实起点即制度传统影响变迁的路径和目标，也有横向联动——一个层次和一个方面的制度变迁既受制于其它制度，也影响其它制度的变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特定社会制度创新是同一时点上的一揽子变革。创新总是首先在某一个方面发生，然后不断深化和拓展。首先发生变迁的这个方面，就是创新的突破口。能够成为创新突破口的，一般是整个制度结构中失衡最严重、矛盾最激化的环节或方面，我们称之为薄弱环节。实际上也是对新制度的需求强度最大、创新的潜在利润最丰厚的方面。中国铁路体制的创新是从投资和融资体制开始的。中央政府放松投资和融资的管制，立即引发了合资铁路体制的诞生和合资铁路的建成和高效营运，并引发了一系列制度变迁。之所以从投资和融资体制开始，是因为对于中国铁路建设来说，国家认为最缺乏的是资金。而从整个社会来说，当时最缺的已经不是资金，而是缺乏一种把资金汇集到铁路建设上来的体制。理论上承认有创新的突破口，并在现实中寻找或确定突破口，对于制度变革是有重要意义的。
3、特定制度创新常常需要不同创新主体联合行动才能完成，而不同主体在创新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或所起的作用是变化或可以变化的。当不同主体的利益基于同一制度创新时，这种创新的成本或阻力将大大减少。这里所谓的“不同创新主体”是指不同的“成本——收益核算单位”。虽然不同主体行动一致地进行同一制度创新，但是由于都是为了各自的利益，他们仍然是不同的创新主体。诺斯曾经分析过制度创新的“初级行动集团”和“次级行动集团”。他的分析包含两层意义：一是要说明制度创新是由“初级行动集团”和“次级行动集团”两个主体共同完成的。二是指出了两个主体在创新过程中的作用或地位是不一样的（参见诺斯等，1994）。两个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但是，诺斯和其他的新制度经济学家都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不同主体在制度创新的全过程中，其角色或作用是变化或可能变化的，一个主体不一定总是“主角”或“配角”。这种角色转化，可能是因为创新过程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创新任务，也可能是因为不同主体在创新过程中谈判力量对比的改变，还可能随着创新的深入和拓展，对不同主体的利益影响发生方向或程度的改变，从而对创新的态度和参与程度变化。四元主体共创三茂铁路体制及在创新过程中角色转换的事实完全支持上述观点。
4、组织成本不一定随组织规模的扩大而增加。
社会成员自愿组成一个创新团体或创新主体，是需要组织成本的，这几首是新制度学派的共识，也是事实。奥尔森、诺斯和戴维斯的重要观点之一就是：组织成本随团体成员数量增及组织规模的扩大而增加，以致因成员太多而使组织不可能（奥尔森，1995；戴维斯和诺斯，1979）。这一结论要成立的话，必须有一系列假设前提：成员之间的利益关联度一致；成员之间的生存和活动的空间距离一致；交通状况一样；信息传播技术及成员的信息收集、处理能力一致；意识形态和制度知识及其它社会科学知识一致；所采取的组织联系和决策方式一致；组织的时机选择都恰到好处……但是，上述假设前提不可能同时成立。只要其中任何一个前提不与其它前提同时存在，结论就不一定能成立。假设要形成两个组织，除开成员数量这一重要因素外，相互间的利益关联度、自修传播技术及收集处理能力、空间距离、意识形态、组织方式等都会影响组织成本。这些因素是单项变化（有差异）还是多项甚至全部变化（有差异），变化的方式及幅度，会使最后的组织成本不同。两个成员数量相同的组织，组织成本会因上述因素中任何一项不同而不同；一个成员数量多的组织的组织成本，可能会因上述任何一个因素而比另一个成员数量少的组织成本低。粤西1200万民众组成的规模巨大的创新主体、却组织成本很低的三个主要原因就归属于上述因素。[Page]
5、政府作为制度创新主体，其作用及作用方式是很复杂和特殊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