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总书记关于“两个趋向”重要论断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已开始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城乡统筹发展新阶段。
全国解放以后，中国农村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土地改革和互助组、初级社时期。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梦想，农民翻身得解放，积极性很高，农村呈现一片新景象；第二阶段：高级社和人民公社化时期。１９５６年，推行了高级社，１９５８年又推行了“一大二公”人民公社化运动，农民土改时分得的土地又重新被剥夺。农民的积极性受到严重的挫伤，农业生产急剧下降。１９６０年前后农村出现了“三年困难”时期。从１９６１年起国家被迫采取“调整”的方针，情况刚刚好转，又在农村开展了“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运动，社会动荡，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这个时期是曲折困难时期；第三阶段，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时期。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后，１９７８年农村开始推行大包干家庭联产承包制，得到了中国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的首肯和支持，接着中央连续发了五个一号文件，到１９８３年迅速在全国９５％以上的生产队普及开来，“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彻底被否定，亿万农民又重新获得了土地使用权、经营权和产品支配权，农民既是劳动者，又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产量、农民收入成倍增长，迅速解决了温饱问题，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农村改革的成功，推动了城市的全面改革，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新纪元。
胡锦涛总书记在“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中指出：“工业化初始，农业为工业提供积累；工业化达到一定程度，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中国农民为工业化、城市化积累资金，在不同时期是采取不同的方式进行的。大体上可概括为一句话，即“三个剪刀差、一条鸿沟”。
第一个“剪刀差”：为了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国家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办法，从农村积累了巨额的资金。在工业化初期采取这种办法，是正确的，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但是，我国工业化从农村积累资金的时间拉得太长。从上世纪５０年代起，由计划经济到９０年代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历了４０多年的时间。在这期间，出现了１９５８年的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６０年代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国民经济发展遭到了严重干扰和破坏，推迟了工业反哺农业阶段的早日到来。
第二个“剪刀差”：改革开放后，特别是９０年代突破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开始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了加快工业化、城市化的建设，全国各地出现了建设各类开发区和房地产热，因而形成了大量圈地的热潮。中国的土地政策规定，农村的土地不能进入一级市场，建设开发区和开发房地产的用地，必须先由政府征用，然后才能进入一级市场。由于征用价格低，转手高价出售给开发商，因而形成了第二个剪刀差。这个剪刀差比第一个剪刀差大的多，积累资金更多。各地政府把圈地作为第二财政收入的来源。搞了开发区、房地产，又是各级政府的“政绩”，因而圈地风屡禁不止。但是对农民来说，则失去了土地，有的变成为“三无”农民，再加上野蛮拆迁，引发了许多群体上访事件，对社会稳定造成极其不利的影响。
第三个“剪刀差”：中国已有１．４亿农民离开家乡到城市打工，他们的工资和城市职工的工资存在着一个很大的剪刀差。他们为国家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却不能同城市职工享受同等待遇。就世界范围来说，中国存在着巨大的廉价劳动力，凭借着我国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我国的产品具有强大的竞争力。２００４年中国的外贸总额超过１００００亿美元，外汇储备达６０９９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
中国具有质优价廉的劳动力优势，不仅能吸引外资到中国投资，推动了我国的经济发展，成为“世界的工厂”。中国的ＧＤＰ仅占世界的４％，但中国的经济增长占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２０％左右，为世界所瞩目。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的报告指出，我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