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区域差异突出。以人均GDP衡量，1999年上海为3.1万，贵州仅为0.25万元，广东为1.2万元，最高与最低相差12倍；以省区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衡量，最高最低相差3倍以上；如果以发达省区的最发达地区高收入者与不发达省区的最不发达地区低收入者衡量，则最高与最低至少相差6倍以上；如果以10%最高收入者与10%最低收入者衡量，则最高与最低相差至少10以上。例如，广东虎门镇其农民最低社会保障水平就达到每人每年3600元，而中西部落后地区有不少农民每人每年仅1000元甚至不足千元纯收入，因此，地区差距至少在10倍以上。根据这样的特点，中国不同收入水平的地区选择不同的发展路径是极为自然的。 就不发达地区而言，其发展路径应是逐步城市化，就发达地区而言，则其发展路径应是深度城市化与逆向城市化。所谓深度城市化是指要弥补城市化不足，在已经较高的整体城市化水平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总体水平与局部水平，所谓逆向城市化则是要修正城市化过度，治理城市病、城市早熟。深度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进一步聚集，逆向城市化则是经济发展的进一步分散。表面上看，这是一个悖论，其实不然。逆向城市化不是否定城市化，是对城市化达到一定水平之后的扬弃。深度城市化要解决的是经济体的健壮问题，而逆向城市化要解决的是经济体的健美问题。没有健壮，健美不复存在；而没有健美，则健壮失去灵魂。深度城市化与逆向城市化必须同步推进，彼此之间不应是分割的。既不应先深度城市化后逆向城市化；也不应先逆向城市化后深度城市化。如果两者不同步推进，如深度城市化不伴之以逆向城市化，或逆向城市化而不伴之以深度城市化，则深度城市化不可能深入，或逆向城市化不可能展开。下面作具体分析。
关于深度城市化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资料，2000年底我国有659个市，其中地级市259个，县级市400个，有非市的地级区划74个，有非市的县级区划1674个，有20312个镇，23199个乡。广东省有21个地级市，31个县级市，46个县。全国12.66亿总人口中，有市镇人口4.58亿，占35.5%(此为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与以前年度不可比。过去的市镇人口统计对实际上已经成为本地居民的外地人口缺少统计，因而往往偏小。例如，1990年以来，原口径的市镇人口每年大致增长1千万左右，1999年为3.89亿，占总人口的30.9%)。广东总人口中，市镇人口所占比重应不少于500%，东莞市总人口中市镇总人口应不少于800%(据了解，东莞市本地人口150多万，外地人口500多万，以总人口650万计算，市镇人口至少800%)。无论从人口结构还是就业结构，都可以认为像东莞这样的地区已经或基本达到了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有些资料以基于户口的人口统计数据，认为广东的城市化水平仅31%)。可见，对于像东莞这样的发达地区，其需要的深度城市化，或再城市化。为此，政府应在如下几个方面有所作为。
1.经济国际化。以东莞市为例，1996--2000年连续5年在全国大中城市出口总额中仅次于深圳、上海而位居第三。2000年出口总值达到172亿美元，占全国的6.9%。就这一点而言，东莞的经济已经国际化了。不过国际化还有更深的含义，即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也就是说，不仅要做大，而且要做强。为此需要把握这样几点：创名牌创国际名牌，创名企创国际名企，创特色创国际特色。利用税收政策支持加大研究与开发投入(发达国家研发费用占GDP比重大多在2.5%左右，我国仅为0.70%左右)，设立基金及其他手段鼓励发明专利(我国1999年发明专利和申请是3.7万份，批准量0.76万份，其中国内仅占40%。若以高技术衡量，则国内仅占20%左右。我国发明专利仅是美国、日本的1/30、韩国的1/40。2000年IBM的81亿美元总利润中专利转让就占了17亿美元。
2.农业产业化。通过农地的商品化市场化来促进农地的规模化，建立农地的使用权与永佃权转让市场；通过农业的社会化来推进农业的专业化，使农民不再小而全，产前、产中、产后相互分工配套，产前有良种公司、肥料公司、农药公司，产中有农机公司、灌溉公司，产后有运输公司、销售公司；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尽快建立或完善各级农民协会、各种农业协会，没有强大的农协就没有发达的农业，更没有产业化的农业，这是国际农业发展基本经验。
3.镇村市镇化。我国的发达地区如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已经基本没有乡的建制，乡全部改成了镇。因此，对发达地区而言，其进一步发展就是镇的城市化与村的城镇化。实际上，相当一部分发达的镇已经具备了改成市的条件。如虎门镇，仅本地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