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要走出宏观调控周期，实现国民经济的平稳增长，就需要变外延扩张的经济增长模式为内生的经济增长模式。为此，必须积极创造内需，有效改善供给，并进行必要的体制改革。
在今天的中国，假如没有政府转型，那么就不会有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所以，尽管实现中国经济的转型与平稳增长依赖于多种因素，但是，政府转型始终是关键所在。
从2004年开始，中国经济又进入一个新的宏观经济调控周期。主要原因在于投资增长过快、原材料价格暴涨、通货膨胀抬头、产能过剩、出口受阻。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稍作回顾，可以发现，这样的宏观调控其实发生过多次，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具有十分明显的外延扩张特征，正是这种外延增长特征决定了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本文试图对中国宏观经济周期波动的性质及其发生机理加以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寻中国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路径。
一、市场经济中的经济增长周期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经济增长的周期波动不可避免。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来看，其经济增长的周期波动主要是由于技术创新而引起的。通过技术创新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可以解决经济长期增长中生产要素报酬递减的问题，以及稀缺资源的瓶颈问题。怎样才能有效解决这样两个问题？从古典经济学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几乎都认为，唯有通过技术发明和创新。正因此，在当代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的实践中，依靠技术进步的内生性经济增长模式越来越被普遍采用；同时，强调内生性增长的经济增长理论也占据着十分明显的主导地位。
问题是，技术进步是如何造成经济增长的周期波动的？按照美国经济学家弗农的解释，工业社会的任何产品也都是具有生命周期的。所有想要获取高额利润的企业，必须通过技术发明和创新来创造新的产品，一旦获得成功，那么一次新的企业投资与居民消费的高潮将出现，如此便产生了基于产品生命周期的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
马克思则从全社会固定资产的周期性更新解释了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马克思认为，已经投入生产过程运行的固定资产会发生物理意义上的物质磨损，即机器设备老化，以及经济意义上的精神磨损。在市场竞争压力下，一切想要获得高于社会平均利润的企业都会主动购买具有更高生产效率的新设备，这样，整个社会就会出现一次对新的固定设备投资与生产的高潮，从而引起一次基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更新的经济增长周期。
再来看熊彼特的看法。在熊彼特看来，市场经济中，企业技术创新具有内生性，因为技术创新是企业家的本能。企业家要实现人力资本增值，只有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因为只有创新才能获取市场竞争优势、实现超额利润，企业家本身的人力资本才能随之增值。企业家的创新活动，就创新方式来讲，大致包括产品、技术、工艺、企业组织的创新和市场营销方式的创新；就创新等级来说，大致可分为增量创新和原创。其中，进行了大量研发投入的高级别创新，则是通过产品创新造就新的工业部门，或者是通过改变所有工业部门的技术基础来推动一次又一次产业革命，从而导致社会经济增长的周期波动。这样的周期波动恰好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
二、中国经济增长周期的独特性
与成熟市场经济中由技术进步所引起的经济增长周期不同，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周期具有十分明显的宏观调控性质。宏观调控周期主要表现为数量的变化，而由技术进步导致的经济周期主要表现为结构的演进；宏观调控周期下的经济增长属于外生性的增长，而由技术进步引起的经济增长则具有内生性。
中国的经济增长为什么具有这些特征？我们大致可以从中国经济增长的路径选择与制度安排加以考察。
1、中国为什么选择外延扩张的经济增长路径
中国的宏观调控周期是由外延式的经济增长方式决定的。尽管政府一直在采取措施，试图将经济增长方式由外生性改变为内生性，但是，由于受到各种因素制约，这种转变至今没有实现。
从现象上看，制约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基本因素不外是：从社会总需求看，中国缺乏内需、特别是那种由国内居民消费而形成的内需；从社会总供给看，中国的要素禀赋虽然呈现急剧的数量膨胀之势，但禀赋的结构性变化却非常小。结果是：因为国内居民消费水平偏低，不能拉动经济增长，而禀赋的变化又是属于数量扩张型，所以就只有依靠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同理，因为国内总需求严重不足，经济增长不得不高度依赖出口。于是，投资与出口就成为最近一段时间来经济增长的两台发动机。从有关统计数据来看，中国的投资增长率一直维持在40%左右，而出口增长率也较长时期维持在30%以上。两者都远远高于GDP、国内居民收入和居民消费水平的增长幅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