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发展出现“八大病症”：城市发展理念不符合一般的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规律；没有把汽车大众化发展与城市交通和房屋统筹加以考虑；住房群体在城市的分布结构严重不合理；市中心区房屋密度过低；市中心区建设许多“封闭式小区”；道路低密度化问题严重；在交通运输主体发展上把“公交优先当作公共汽车优先”；房屋建设的封闭性造成了交通的封闭性，中国的大城市交通多数都受这种封闭性伤害。
在大众汽车消费时代，城市交通拥挤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或者讲相当程度上的交通拥挤是一个不必避免的问题，是“好事”后面的负效应。但中国大城市特别是像北京、广州、上海等大都市在汽车家庭普及率很低的情况下便出现了交通严重堵塞问题，这相当不正常。我们认为，中国的问题与世界发达国家交通问题是完全不同性质的问题。北京机动车刚刚突破２００万辆，而大纽约地区人口达到２０００万，１９９９年汽车保有量为１２８０万辆，东京的人口与北京差不多，汽车保有量超过４００万辆，但这些国际大都市交通拥挤比中国开始普及家庭轿车的大城市要好得多。对此不得不做深层思考。我们认为，这不是因为中国的城市交通建设大大滞后、投资不足，更不是中国的城市汽车过多，相反，大量的资金投入到城市交通设施上，如刚刚过去的２００３年北京市仅交通建设投资就接近１５０亿元另据２００４年２月１０日的《北京晨报》报道为２０７亿元，而最近又传来“喜讯”，北京市为了改善交通“拥堵”，准备在２００８年奥运会之前投下１８００亿元，干交通事业世界上哪一个国际大都市会有中国的一些大都市那样的“气派”，张口就是几百亿、上千亿，但有目共堵的是高投资结果却比较糟糕。根本问题是城市发展模式、道路和房屋建设的结构严重不合理，我称为中国城市交通发展的战略性失衡，即是中国城市发展方向和战略层面出现了“大偏差”。对这一问题可以归结三大方面原因。
首先，中国城市发展的理念、发展方向出现了“大偏差”。绝大多数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正在走一种高成本低效率的“逆城市发展一般规律”、无法持续的发展道路。这包括两大严重偏差：
（１）城市发展理念不符合一般的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规律。如我们对西方大都市中的“城市病”（如“摩天大楼”化、绿化率低、贫民窟等）批评有加，在城市建设中有意识地走向反面，城市建设追求“反西方”的发展模式，大都市房屋低密度、大搞城市中心区绿化等，结果只有一个，即城市不断“摊大饼”，越摊越大，道路跨度越来越长，低密度的大城市特别是大都市注定是低效率的，西方大都市建设的相对高效率（远高于我们城市的效率）是建立在“摩天大楼”化（当然小城市不存在这样的关系）之上，拥挤及其他负效应（如贫民窟等）是高效率城市体系中居次要性的负面效应，在相当程度上是必然的代价，我们不能反其道而用之，结果不仅没有克服负效应，而且可能负效应远远大于正效应。中国人均土地少，资源约束强，在大城市的发展中本应该更加节约土地，比西方资源丰富的国家要更加“摩天大楼”化，这才是真正的“节约之道”。另一方面，中国的城市化从节约土地和提高效率两方面看，发展方向将是大城市化，总体来讲，大城市资源更加节约、效率更高（集聚效应），但会牺牲一些舒适及带有负面效应，这是现代化的一种无奈，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也是有可能逐步解决或缓解的。
（２）没有把汽车大众化发展与城市交通和房屋统筹加以考虑。城市发展普遍忽略汽车将逐步走进家庭这一关键因素。城市是什么？城市是道路与房屋的结合，城市是否具有效率取决于交通道路与房屋的组合结构是否合理，进一步说是城市是一种流量（人与其载体汽车）与两种固定量（道路和房屋）的组合，古往今来，城市都是道路与房屋的组合，但现代社会特别是人类进入到汽车消费时代之后，这种结合将发生根本性变化。机动车的数量是决定城市其他结构因素的新变量。而我们的城市体系建设（主要是道路和房屋的布局）是以汽车不普及家庭为前提的。我们建的马路是世界上最宽的，“好看但不好用”，因为在建设中国城市时考虑的是只走公共汽车和少数的作为奢侈品的小汽车，根本没有预估到家庭汽车将会成群结队地拥上大街，或者讲根本就是反对汽车走进家庭的，因为这是奢侈品，一般人怎么能够享受？这种理念上的不合时宜，是缺乏眼光的表现。现代化是什么？现代化与前现代化的最大区别在于许多已存在的奢侈品和正在或将要创造的奢侈品，普通老百姓也能享用，这才是现代化的真实含义。汽车普及家庭是一种历史性的经济发展必然趋势，谁也阻挡不了。在今天的中国城市化加速中，城市建设规划不能理性地将这一重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