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离喧嚣与繁杂的闹市围城，追寻清新与碧绿的幽静田园，是很多现代都市人的梦想，最近央产房的上市给一部分拥有央房的人提供了这一很好的契机。一位拥有央产房的人士曹女士近日对本报记者说，钱早交了，只要房产证一拿到，房子肯定要卖掉到郊区买套新房子，实现住房升级。
尽管有多少央产房上市目前还难以量化，但随着城市化的发展，郊区化是大势所趋。郊区化，是发达国家城市的居住主流，是缓解市区拥堵、调整城市空间结构的一个有效途径，但在我国一直是雷声大雨点小。
事实上北京的居住郊区化也的确遇到很多麻烦。有些人表示暂没有卖市内旧公房买郊区新房子的打算，不是不想去，是因为高速路收费太高、交通拥挤、孩子上学不方便。甚至就因为这，有的先行者只能将其当“周末房”，或干脆又从郊区打道回城。
一方面市中心私车激增，交通拥挤，需要向外疏散人口，推进居住郊区化，另一方面居住郊区化的公共配套设施又严重匮乏。在记者采访了一些专家后的感受是，行动的迟缓缘于认识的误区。北京要走出城市空间结构调整的围城，先要走出观念围城。
居住郊区化是调整城市空间结构的突破口，定位应是中高收入者
采访中记者感到，卫星城的模式有许多种，不少专家对转移制造业的卫星城比较青睐，而对于居住郊区化则不那么热情，认为随着市中心地价的升高、产业的调整，退二进三，制造业转移到卫星城，比如顺义建成了汽车城，就业岗位一转移，市区的拥挤自然就缓解了；还认为发展纯居住型的卫星城不如发展产业型的卫星城，像类似回龙观、天通苑这样的卧城几十万人住在那里，没有就业岗位，到城里上班交通不便。与发达国家城市比，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低，高收入者少，耕地资源稀缺，提住宅郊区化为时尚早。
对于产业型卫星城的发展，记者没有异议，但居住郊区化也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国外大都市边的郊区小镇，是大都市聚集到一定程度放射出来的，是一种比大都市更新的城市形态，与我国目前的小城镇有着本质的不同。美国城市的居住郊区化也经历了几十年几个阶段的发展过程，开始是从高收入者兴起的，后来大量的中产阶级涌入郊区。就目前我国经济状况说，立马普及住房郊区化肯定是不现实的，也不应完全照搬美国的居住模式，但市场经济的规律是相通的，在我们已经把人力都当作资本的今天，为何还不把土地看成是一种资本？我们已进入城市时代，是否应跳出农耕思想的束缚，从发展先进生产力的视野，利用先进的科技，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要求，重新审视我们的土地制度和土地资源的利用？是否应科学认真地分析一下耕地资源稀缺的农业文明与居住郊区化的城市文明的矛盾？
市场经济条件下，有购买能力的消费才是有效的消费。试想彩电、冰箱、手机不都是在高收入者消费的拉动下，用了１０多年的时间，由奢侈品变为大众消费的吗？通俗地说，１辆汽车可解决１０个下岗工人的就业，１套房子能解决１０个农民工的就业。如果没有高收入者车房的消费拉动，卫星城汽车等产业衰退的话，怎能胜任转移产业、疏散人口、吸纳就业的重任呢？
事实上，目前北京城乡结合部的居住者高、低收入者皆有，以低收入者为主，如农民工、回不了城的拆迁户等。但几年来人口是疏散了，可为什么市区交通拥挤并没得到根本缓解呢？
记者以为，纯居住型的卫星小镇，应建在５环到７环之间，不应建经济适用房，应是中高收入者的家园，也不是“周末房”，他们也都有能力开车上下班。从伦敦、巴黎等发达国家城市看，随着信息化、第三产业的发展，律师、医生、设计师等大多是弹性工作制，甚至在家办公就可以了，不用像制造业工人一样准点上下班，造成交通拥堵。现在北京的宽带网络等信息服务都很发达，不可低估利用信息化在家办公，把居住地和就业地分开的能力和魅力。有些郊区楼盘的失败，并不是郊区化没市场，就是因为定位不准确，定的是未来的经理人等低收入者，而不是中高收入者。
居住郊区化是调整北京城市空间结构的突破口。中高收入者择郊而住，实现了住房升级，加上工厂、大型公共场馆向外转移之后，城市的拥挤才可迎“挤”而解。
低收入者守城而居，不会导致城市“空心化”
有专家指出，现在城内有些产业转移出城了，原地建成了高密度、高楼层、低标准的住房，以后随着住房郊区化的推进，人们都住到城外了，这些房子是个很大的包袱，也容易形成城市“空心化”。在欧洲，老建筑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北京古城内有很多改造后的四合院被很多有钱人买去了，也担心素质相对较低的低收入者如农民工，住到市中心会影响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维护。
记者的看法是，城里的人出去了，城外的农民工想进来，他们为北京的建设流了汗水，在北京辛勤服务了六七年的农民工难道还不能被接纳为北京市民吗？越是整洁的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