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和农村经济的长足发展，使我国从根本上摆脱了农产品短缺的困扰，农民收入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提高，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然而，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以来，由于农产品市场的变化、乡镇企业发展缓慢、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迟缓，致使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村购买力低下，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入艰难的“爬坡”阶段。这就需要我们理清农业发展新思路，开创农村工作新局面。
一
目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面临的主要矛盾已由农产品的数量不足转变为质量与效益低的问题。特别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面临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联系辽宁的实际，不期而遇的“新东北现象”已足以说明农业发展正处于转折关头，迫切需要确定适应新阶段的新思路。
新阶段农民增收途径的变化，要求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必须要有新思路。改革开放以来，辽宁同全国一样，农民收入增长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自改革开放初至８０年代末，主要依托农产品产量的提高。当时，由于农产品短缺、市场供不应求，农民收入可以随着农产品数量的大幅度增长而相应提高。这期间，农民人均纯收入由２３５元增加到６７０元，增加了近２倍。
第二阶段主要依靠农产品价格的提升。进入９０年代，随着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农业生产成本以年均１０％的速度递增，而农产品的比较价格很低，农业效益下降。为了保护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１９９３到１９９６年，国家连续三次大幅度提高粮食收购价格。以价格因素为主导的收入提高，带来农民收入的第二个高速增长期，全省农民人均收入达到２１５０元。
从９０年代后期进入了第三阶段，即效益主导型增收阶段。随着农产品供给能力的大幅度提高，农产品供求开始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特别是随着城镇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迅速升级，农产品质量问题日益突出，加之农产品市场开拓不力，造成农产品区域性、结构性过剩，出现了增产不增收甚至增产减收的现象。农产品卖难、农民增收难和县乡财政增长难的“三难”问题愈演愈烈，农民收入持续下降，实际上陷入了效益约束型减收阶段。全省农民收入由１９９８年的２５８０元，降至２０００年的２３５６元，２００１年虽然得到恢复性增长，但基础仍不稳固。
上述分析说明，进入新阶段，单纯依靠提高农产品产量来增加农民收入的路已越走越窄，以提高农产品价格来增加农民收入的企望也由于国际市场的低比价而难以实现，数量型传统农业增长方式已经无法解决新阶段农民增收难的问题，必须摒弃重数量轻质量、重速度轻效益、重农业轻非农产业的传统农业模式，探索一条适应形势发展的新路子。
新阶段农业基础地位的新功能，要求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必须要有新思路。重视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是我们党和国家一贯坚持的指导原则。在农产品供应十分丰富的今天，农业作为人们衣食之源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之后，还要不要强化农业的基础地位？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提高之后，国民经济发展还要不要农业的支撑？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国民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农业基础作用的表现形式是有差异的。工业化初期，农业的基础功能主要是满足人们的衣食所需，为工业发展提供原料、劳动力和资金积累，突出表现为食品和要素贡献。进入工业化快速发展时期，随着工业规模扩大，自我积累能力增强，对农业部门的资金、劳动力等要素的依赖程度逐步减弱，转而对农村市场的需求依赖日益增强，需要以扩大农村市场来支持工业发展，农业基础作用的重心开始向市场贡献转移，９０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农业便进入了这一发展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进入新阶段由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村购买力难以提高，农村市场难以拓展，农业基础作用的市场贡献很难充分发挥，成为近年来内需不足的重要因素。据有关部门分析，目前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大约相差１０-１５年，以低收入群体农民为主体的广大农村，目前由于有支付能力的约束，还仅仅是个潜在的市场。要开拓农村市场，根本出路在于提高农民收入。从这个意义上讲，提高农民收入是新阶段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增强其市场贡献份额的关键所在。因此，必须以新的战略思维认知农业基础作用，用新的发展思路指导农村工作，把强化农业基础地位的着眼点转移到农民增收上来，靠农民增收培育内需，拉动市场需求。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面临的新挑战，也要求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必须要有新思路。加入世贸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