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提出，应该协调新兴产业与核心城市的发展，没有新兴产业增长源的地区不应盲目地将目标定位于发展成核心城市。新城区的开发成本远低于旧城改造，应得到鼓励。城市规划应该有合理的需求分析为前提，并重视资源的供给能力。在核心城市与卫星城市协调过程中，应打破地区行政割据的倾向。
我国核心城市发展中的若干经济特征
我国核心城市的人口特征。发达国家的人口结构存在以下两个特点：一是80%以上人口在城市，二是80%以上的城市人口在中小城市。反观我国的人口结构，60%在农村，而城市人口中的大部分人口集中在核心城市，这一现象与发达国家恰恰相反。但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在户籍制度放松的情况下，人口涌入核心城市的现象难以扭转。这是因为：第一，城市作为一种产品，其有效供给在我国奇缺，尤其是功能、规模和环境较完善的城市更是稀缺。第二，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催化剂，工业化的生产要素配置方式决定了生产的集约化和人口的集中度。我国尚处在全面开启重工业化的时代，城市化的稀缺会反过来拖工业化的后腿。因此，当第一、二产业的结构比例发生深刻变化时，各地区自然走向了一条“造城运动”的不归之路。
我国核心城市的产业特征。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所处的时代和产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核心城市的产业功能与发达国家相比应该是有所区别的。我国尚处在重工业化时代，经济能级和服务对象与国际核心城市尚不可同日而语。但与此同时，我国正在逐步成为全球的加工厂，并朝着具备更高附加值的制造业中心发展。
全球化的产业转移是我国核心城市高速发展的动因。经济全球化使得资本和产品可以在全球范围流动，但只有在那些具有良好基础设施和高素质人力资源的核心城市，才能接受全球产业的转移。产业转移不仅要考虑土地和劳动力成本的因素，同时必须要求产业规模、产业综合配套的能力。因此，客观上我国城市化过程中的核心城市外扩具有产业推动的作用。
以核心城市为中心的城市产业集群的形成。近十年来，我国地区产业相似系数偏高、工业产出效率较低的现象在逐步扭转，核心城市引领城市群落，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产业圈正在逐渐形成，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区域，以京津唐为核心的环渤海地区，以广州、深圳为中心的泛珠江三角洲地区以及以成都、重庆为主的长江中、上游地区的产业群体正在形成。这一现象说明了以市场、以产业龙头为核心的产业集群逐步取代了以行政资源为手段的各自为政的产业分工模式。
超大城市产业集群是一个国家参与国际竞争的主导力量，当今世界已形成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带、北美五大湖城市带、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带、欧洲西北部城市带、英国伦敦城市带、中国长江三角洲城市带等六大城市产业带，日益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核心。其中前5个发达国家的超大城市群经济实力占本国经济实力的30%—40%，我国长江三角洲城市带经济实力只有全国的18.5%，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我国核心城市规划发展中的若干关系
处理好传统工业和新兴产业的关系。传统工业以工厂制度的形式运作，流水线、产品生产的垂直分工和劳动力的集约化程度高是其基本特征。同时，工业污染和资源消耗为城市带来许多负面影响。因此，传统工业被逐渐迁移至城市的外围，随着城市级差地租的上升，以工人为主体的低收入者也迁至郊区，城市中心地区产业和人口结构发生变化。
如果没有新兴产业的导入，中心城市将面临空洞化，发展难以为继。以目前的条件，我国核心城市难以成为全球的要素市场，但以制造业服务为核心的第三产业却有着广阔的前景。在连接第二、三产业的过渡地带存在大量的城市产业发展空间。如果一个地区缺乏这些产业成长的基础，就不应该盲目将本地的发展目标定位为核心城市。
处理好核心城市中新、旧城区的关系。我国核心城市的旧城区已不堪重负，基础设施的折旧和更新需花费大量成本，但其长期的人文和自然禀赋渊源仍有其优势，旧城改造既不能推倒重来，也不能满足于小修小补。因此，新城区开发显得尤为重要。其一，是动迁成本小，一般来讲，新区的开发成本是城市改造开发成本的一半。其二，新城的开发会反过来提升旧城的级差地租，使旧城改造有了价值空间。其三，城市产业发展布局要求城市提供相配套的新的城市环境，旧城区的城市功能和规模已无法满足。其四，降低城市的开发成本、控制土地价格是我国在国际上增强产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因此，以新城开发促进旧城改造的方式是我国城市发展的方向。
处理好核心城市规划与需求分析。有需求才会产生供给，在核心城市规划中必须高度重视需求，并且要把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放在首位。在城市规划中，首先必须是社会经济的需求分析和规划，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