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在收入或消费中所占的份额只有4.7%，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则高达50%。这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一组数据。
而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近日发表的研究报告也指出，中国居民的收入差距自从2003年以来急剧加大，目前已达到第二严重的“黄灯”警戒水平，今后五年内若不采取有效措施，将恶化到“红灯”危险水平。
显然，贫富差距扩大已经引起国内外较为广泛的关注，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可回避的一个焦点问题。
毋庸讳言，贫富差距拉大是与市场化改革相伴而来的。这种现象的出现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因为在市场经济建立过程的各个阶段，不同社会群体的获益程度注定是不同的。例如，农村改革起步最早，农民因此成为改革初期的受益者；随着改革向企业和城市层面推进，一些抓住机遇的个私经济从业者、金融投资者开始跻身富裕阶层。
问题是，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底线；况且在小平同志的论述中，“先富”只是手段，“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才是目的。当前较为普遍的看法是，中国的贫富悬殊之大已经突破合理的限度（国际公认的基尼系数警戒线为0.4），且有继续扩大之势。长此以往，不仅难以实现共同富裕，还很可能引发各种社会不稳定现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人均GDP由1000美元向3000美元过渡的时期，是社会矛盾的多发期。我国恰好处在这个阶段。决策者不能不对贫富悬殊问题予以高度的重视。
如何有效遏止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当然首先需要找准原因，对症下药。最近有不少论者将此归咎于我国长期以来执行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改革思路。这种说法未免有些失之偏颇。
我们知道，效率和公平既是一对矛盾，又是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两只缺一不可的轮子。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初，面对的是社会财富极度贫乏而又平均主义盛行的局面。为了刺激人们的创富热情，更快地积累财富，为今后的改革和发展奠定基础，“效率”自然被置于优先考虑的位置；但强调效率并不意味着放弃公平，所以提出了“兼顾公平”作为对“效率优先”的补充和制约。应当说，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选择。
遗憾的是，这一指导思想并未得到始终不渝的贯彻，越到后来越呈现出走样的趋势。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初次分配主要解决效率问题，再分配主要解决公平问题。但透过一些具体的改革实践我们看到，财富积累过程中的一些不公平现象，往往打着“效率优先”的幌子获得容忍甚至纵容；而在财富增加到一定程度以后，国家的税收、社会保障等再分配制度又没能及时充分地跟进调节，这就导致了双重的不公平。
经济学家吴敬琏将改革进程中诸多不公平的核心归结为“机会的不平等”。确实如此，综观中国的富裕者阶层，尽管不乏凭自己的才智和勤劳致富的个私经营者，但也确有相当一部分人（主要是那些暴富阶层）的发家靠的是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等“寻租”行为。而在国有经济领域，一方面，一大批企业和部门倚仗其行政垄断地位排挤其他参与者，谋取高额利润；另一方面，更有一些国企经营者和国家公职人员，通过种种不正当手段大肆侵吞国有资产。“机会的不平等”不仅影响到收入公平。而且首先是由于损害社会公正而损害社会经济效率（那些效益低下的垄断行业就是例证）。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控制贫富差距，增进收入公平无疑是一项十分现实而紧迫的工作，但在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总体财富仍需积累的大背景下，当前还不宜急于重新定位效率和公平的关系，而应着眼于如何在“效率优先”的同时真正把公平“兼顾”好。这个问题的关键显然在政府。政府必须切实承担起维护公平这一首要职责，提高效率的任务则交由市场去完成。
最近，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启动了修改个人所得税法起征点的立法程序，这是一个很好的信号，说明国家已经注意到一些过时的法规和政策在调节收入差距方面的“无力”甚至“负效应”。但需要政府去做的事还有很多，尤其是在确保国有资产产权改革的有序推进、打破各种行政性垄断和建立健全社会保障等方面。
有必要说明的一点是，有人把市场取向的改革视作导致贫富分化的“罪魁”。对这种一叶障目的观点，必须予以澄清和纠正。
贫富差距拉大固然是市场化改革带来的一个客观结果，但它绝不是市场化改革逻辑发展的必然。世界上许多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并没有产生贫富悬殊恶化的问题，很多国家都孕育了稳定的中产阶层。实际上，我们目前的很多问题恰恰是由于市场化改革不到位或有所偏差所致（突出表现在一些政府部门越俎代庖造成利益格局扭曲）。破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