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众所周知，揭示“资本与劳动”之间关系的对立性质、并指出这种对立必然导致阶级斗争，都不是马克思的理论发现。本文当然也无意对马克思主义问世之前就已经被西方经济学家广泛共识的理论做任何创新；以下所有关于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背景和不同阶段状况的概述，都不过是对经验过程的一般归纳；与意识形态领域的讨论无关。
既然不是以理论探讨为目的写的文章，本文所列出的基本数据也就不必精确：中国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1992年，陡然出现了4600万大规模流动的“农民工”；占那时11亿人口的不到4%。从那以后过了12年，如今13亿人口中有约8亿劳动年龄人口
，其中约5亿在农村。5亿之中已有至少2亿成为非农就业劳动力，其中有1.2亿离开家乡外出流动打工，加上随带人口，合计大约1.8亿“流动农民”，占总人口之比约为15%。
这是世界上史无前例的事情。引起广泛关注是必然的。国内外各种专家给出因利益背景不同而无所谓对错的不同解释，也是必然的。
一、中国农民进城打工高潮在九十年代形成的三个原因
第一个主要原因是政府放开计划分配生活必需品的制度。
应该看到，农民工的大批流动是从1992年以后真正开始的。以前不是没有流动，但数量较少。因为，中国的食品和生活必需品按计划凭票证供应的制度是在1992年取消的。到年底，只有西北的少数县份还没有取消粮票。
当人们不再使用粮票时，农民流动到外地或进城打工，就可以直接用货币购买食品和生活必需品。这是1992年中国突然出现4600万农民工进城打工的必要条件。
其次，这一现象的出现又和九十年代初期连续三年的农产品卖难有关。
中国在1988年实行了以“价格闯关”为名的市场化改革，随之出现大多数原社会主义国家改制中都出现过的物价大幅度上涨；导致1989年以后连续3年的经济萧条 。此期间城市消费者农产品消费弹性下降造成的大多数农产品卖难 ，直接导致农民收入相对下降，但其必须以现金开支的教育、医疗、税费等却不仅不可能同步减、反而不断增加，因此农民就不得不寻找农业外的就业机会以增加现金收入。
其三是乡镇企业吸纳非农就业能力大幅度下降。
1992年以前农村并不是没有大量出现非农就业，但与九十年代以后的最大不同是，八十年代主要是在农村内部从事非农就业，亦即“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在本村或就近的乡镇企业就业。因为，随着1984年出现的“卖粮难”，1985年农民自发调整产业结构，减少了七千多万亩的粮食播种面积，同步地增加了经济作物。农民可以在经济作物的购销经营、农产品加工等领域寻找到就业机会，农业结构调整之后的农村经济活跃造成了现金收入和支出增加，这就造成“内需拉动”的“黄金增长”，导致1984年以后乡镇企业大量兴起，以填补一般低档消费品需求增加带来的市场空间。
这也是中国的乡镇企业不是主要从事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的原因。
值得强调的是，在八十年代中期政府没有放开粮食、油料等消费物资的计划分配体制的约束条件下，第一波的非农就业是在农村内部完成的：1984-1988年曾经出现平均每年超过1700万的农业劳动力转移为乡镇企业就业。1988-89年中国城市爆发通货膨胀危机随后导致1990-91年的生产停滞；即使在1988-1991年的危机和萧条阶段，农村仍然平均每年有1200万农业劳动力转移为乡镇企业就业。到1992年出现农民大规模流动之前，农村乡镇企业已经吸纳了约1亿3千万农业劳动力。
相对来讲，这是一种更为有效的、低成本的转移，既没有诸如各种政府部门收费或者行业准入造成的过高门槛，也没有企业上交社会保障费用等问题。这种最低成本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客观上有利于以乡镇企业为主的农村工业化的低成本起步。这些就是被很多后来留学归国学者所忽视的农村内部劳动力转移的优点。当年的中国还没有那么激进地照搬西方制度，政府允许乡镇企业在本村无偿占地、允许税前列支“支农资金”和补足村社公共开支等，那时的政策大都是符合中国特色的好政策。
此后，乡镇企业迅速发展。但因为在原材料、产品市场等各方面与城市形成很大的竞争，引起了国家计划内工业部门的不满，政府随后在政策方面的调整，客观上越来越不利于乡镇企业的发展。特别是在1988年“价格闯关”失利，出现全国大抢购，乃至于发生银行挤兑风潮之后，国家立即采取了紧缩政策，“城里感冒，农村吃药”，紧缩政策首当其冲影响的是乡镇企业为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