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月22日上午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8年会学术分会上，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围绕“中国城市化发展道路的选择”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贡献出了各自的建设性意见。
山重水复的中国城市化之旅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善同认为，中国城市化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东中西部各地区发展水平严重失衡；和国际比较，中国城市化进程相对滞后；城市规模不足。中国城市化中对土地、能源和水等资源的利用效率比较低；城市生态环境不佳。比如，空气质量和水污染等问题；城市基础设施薄弱，公共服务水平比较低等。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忧虑：按完成工业化时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的下限和进口与单产提高可能的上限计算，中国在未来25年中可继续用于城市化的占地只有1．5亿亩，12亿城市人口人均占地水平为125平方米，其中新增8．5亿城市人口的人均占地为118平方米，因此中国在未来若不能有效控制耕地的占用，则无法解决工业化、城市化与稳定农产品供给的矛盾。
来自哈佛大学的德怀特·珀金斯教授则指出，中国未能为大量从农村转向城市的移民提供在住房、教育和医疗卫生等方面的均等公共产品和服务。以移民住房为例，很大部分城市移民的住房条件是不达标的，甚至比农村一些贫困地区的住房质量还差。
城市化进程中的他山之“玉”
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院长李景台着重介绍了韩国城市化过程中的经验。他说，韩国城市化发展有两个特点，一是发展速度快；二是大都市首尔基本上占了整个韩国人口的一半，人口聚集在韩国表现得尤为显著显著。
李景台说，这两个特点给韩国政策制定者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第一个挑战就是城市和农村人口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另外就是大都市区和小区域居民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韩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应对这些挑战：大力提高韩国农村地区和小区域的劳动生产率；政府鼓励韩国大米种植者进行分散化经营，把大米逐渐转化成其他的农作物，包括大麦、小麦或者畜牧业。同时，韩国政府也在摸索产业区或者是工业区这样的模式；放开农产品的市场，鼓励年轻、受教育程度高的外来人群进入韩国，从事企业经营活动。为解决首都地区和农村地区居民收入差距问题，政府还曾打算迁都或者是把中央的部委和一些半官方化的机构迁移到比较偏远的地区。政府还出台了一些财税方面的优惠政策促进边缘地区的发展。
王建认为，工业与城市都要占用平地，以人均平原面积比较，中国与东亚地区各经济体类似而与美欧完全不同，所以，他着重介绍了日本的经验。美日比较，最大的不同是美国采取了全国式分工结构，而日本是都市圈结构，其次是日本的大城市明显高出美国。日本都市圈结构的特点是每个都市圈都集中了3千万左右人口，都有一套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都市圈内部的人口需求基本上可以吸纳掉都市圈内制造业的全部产出，因此日本三大都市圈之间的经济交流很少。由于大城市化和都市圈化这两个因素，使日本在工业与城市发展中可以大大提高土地使用的集约化程度。
中国未来的“新型城市化”之路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部部长冯飞引用了国际上一个有名报告的说法——中国在城市化发展中“正在睁着眼睛犯错误，就是没有办法变”，因为城市化模式一旦确定并运行就很难改变，城市形态及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很难改变，但他强调，“中国现在还有很有限的选择机会，必须尽快地决策和采取行动。”
冯飞提出了他所谓“新型城市化”发展模式的内涵：第一，依托大城市发展若干城市群和城市带，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对区域经济的带动作用；第二，因地制宜，推行紧凑的城市发展模式，选择一些城市做试点；第三，引入经营发展理念，优化城市空间布局，提高城市效率；第四，发展以轨道交通为主的交通模式，促进城市群的形成和城市一体化；第五，发展产业集群，实现产业竞争力和城市竞争力的双提高。
同样来自国研中心的李善同对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建议”与冯飞同中有异：第一，优化城市布局，但不能一概而论；第二，促进大中小城市的合理布局，特别是鼓励大城市的发展；第三，改善城市环境，特别是要加强城市规划，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第四，改善城市财税体制和融资模式，增强城市的公共服务能力，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第五，缩小城市和农村在基本公共服务上的差别。
王建简要阐述了他关于建立都市圈的改革措施：改革现行区域行政管理体制，由于省区的人口与地域规模小于都市圈，可使都市圈的跨地区发展更少受行政力量干扰。同时应取消地级市，除部分中央直辖市外，统一变成省辖县级市。由于今后人口将大量进城，县的人口大幅度减少，许多县也应该合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