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刘世锦
一、对已有增长模式的评估
增长方式主要指效率高低、消耗大小等，还有要素组合和竞争优势等涵义。“增长模式”包含了“增长方式”的内容，又多了一些涵义。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国内外的评价总体上说相当高，但说到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经常听到的评价是“粗放”、“低效”等。在中国经济增长的绩效和模式之间的悖论应该怎么解释呢？“粗放”、“低效”的确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中存在的问题，但远非它的全貌。我们需要公正的认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对此，需要强调以下几点。
第一，中国具有国际范围内少有的要素组合优势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潜在和现实市场。大量的劳动力特别是农村劳动力的存在和流动，使劳动力成本被压到较低水平，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价格也被控制在相当低的水平。除此之外，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节俭、勤奋、守纪律等优良传统，特别是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都是有利于发展的要素条件。国际上，具备上述某一两种要素的经济体较多，但同时具备这些要素的经济体却很少。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的要素组合是独一无二的。
第二，中国现在所谓的“低成本竞争”优势
“低成本竞争”当然与劳动力低成本有关，但仅有低成本劳动力，而没有其他要素的配合，不可能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和产品。这是中国与其他同样存在大量低成本劳动力国家的区别所在。这种优势主要表现在竞争性比较成熟的东南沿海地区，实际上是以民营经济，或者经过改造以后的国有经济为主的。而且并不是所有领域都体现出低成本竞争优势，如垄断性行业（主要分布在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领域），低成本的优势并不明显。
中国在这样一个发展模式下，下一步发展潜力到底怎么样？
总体来讲，2006年我国GDP达到2000美元，这样的发展水平，大体上与20世纪初的美国、1960年的日本、1970年的韩国、巴西等接近。下一步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在未来十年或更长的时间，保持8%左右速度的增长潜力还是有可能的，但是对这种潜力不宜估计过高。从国际上看，已经经历过工业化进程的，连续40年保持7%以上的增长率的只有三个：韩国、新加坡、香港。
二、现有增长模式的挑战
我国现有经济增长模式存在“低成本竞争”优势的同时，也面临着许多挑战。
第一，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成本上升
随着人均GDP从1000美元增长到2000美元，成本也在不断上升，我们赖以作为经济基础的低成本优势发生了变化。成本提升了，就需要相应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在实际成本上升的情况下怎么办？对于企业来说，大概有几条调整的出路：“转出去”，找其他成本比较低的地域；“升上去”，向中高端的技术含量推进；还有一些企业转不出去，也升不上去，高不成低不就，只能“淘汰掉”。目前，转型面临的困境就是“高不成，低不就”，低成本优势的削弱以至缺失将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但是我们的这种优势正在逐渐减弱。
第二，能源和其他重要资源、环境约束压力显著加大
首先，我国正在进入一个工业化阶段资源需求量上升最快的时期。工业化发展的不同阶段，资源消费程度不一样，在工业化发展的前期和后工业化时期，资源消费比较平稳，但在工业化加速发展时期，就是重化工业发展时期，资源消费将大量增加，我们目前正处在这一时期。其次，13亿人进入工业化中后期所消耗的资源，即使是使用效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其规模也是前所未有的。第三，我们的资源利用效率不高，浪费惊人。如果在节能方面采取有力措施，到2020年，我国的能源消耗可以从32亿吨标准煤降低到24亿吨标准煤，降幅达四分之一。另外，我国在许多资源禀赋上处于劣势，石油、铁矿石等重要资源新增量的多数要依赖进口已成定局。
第三，新增长点所带动的经济外延扩张空间缩小
由于存在后发优势，与工业化先行国家相比，我国的需求结构一定程度上出现了“错位”，或者说“超前”。在目前一大批新的增长点以后，出现规模较大的新增长点的机会将大大减少，相应地，依靠新增长点的更替，以外延扩张方式拉动经济增长的空间将显著缩小。
第四，金融风险因为增长减速和开放扩大而增加
我国金融风险隐患大而没有转化为危机，主要依赖于几个条件：政局稳定并在事实上由国家提供担保；经济增长速度较高而使金融资产流动性较好；金融领域对外开放程度较低，受外资金融企业的冲击较小。目前我国这些条件正在发生变化。从国际上来讲，一些大的经济体都在经历了黄金增长期后，出现了大的金融危机。我国能不能避免这种情况出现？现代经济的高度复杂性，使我国经济发展也存在很多问题。
第五，发展和收入差距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作用增强
目前，我国发展和收入差距的问题比较大，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0.4，在国际上已处于较高水平，这种差距的存在需要政府从战略上进行把握。地区差距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城乡差距问题，近年来出现积极变化，但还未出现差距缩小的转折点。
第六，中国经济的超大规模引起的外部不适应
如何理解中国经济的超大规模？13亿人进入工业化中后期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到2020年，也就是我们预期实现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时候，中国的人口在14亿以上，这个数字与世界上所有高收入国家（大约30个经济体，其中OECD国家25个左右，还有几个石油输出国），加上中高收入国家（约18个经济体）的人口总和相近。因此中国某种消耗比发达国家还要多是必然的。
中国“超大规模”现象近年来的日益突出，首先表现在国内的不适应，在汽车、钢铁、电力等领域出现严重的估计失误；其次在国际上也出现了诸多的不适应，“中国机遇论”和“中国威胁论”的交替浮现，反映了国际社会面对“中国因素”日益增强的复杂心态。当前世界必须接受并适应这样一个事实：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经济贸易大国正在兴起。
三、经济增长模式的主要内容
2002年我国经济有了一个新的起点，目前中国经济的总量规模上了一个新台阶。所面临的问题和矛盾是以前不存在或不严重的，下一步遇到的诸多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那么中国经济是否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国是否需要并如何转变已有的增长模式？回答是肯定的，增长模式的转变势在必行。
中央最近几年提出的“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战略思想，都为增长转型提供了条件。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点：改变粗放低效的增长方式，提高增长效率；在低成本优势逐步削弱后，通过创新形成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新的竞争优势；建立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全体人民合理共享发展成果；提高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水平和质量。
转型政策重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纠正被扭曲的要素成本和环境保护成本
为什么不重视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这主要是因为我们的资源（土地、水、能源等）价格和环保成本过低，不能够正确的反映它的稀缺程度。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抓好两个关键点：一是让价格起作用，促进节约，刺激供给和技术创新；二是让政府的社会性管制起作用。经济性管制是指管投资、管项目、管企业，社会性管制则主要是管安全、能耗、环保和相关技术标准等。
第二，改进对政府经济社会发展实绩的考核指标和机制
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是过于看重经济增长指标，而忽视社会发展指标。要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必须在发展指标中把绿色GDP指标、人类发展指标和反映资源环境制约的约束性指标等，通过认真研究以合理、可行的形式纳入考核体系。当前这方面需要探讨的问题很多，比如某个地区被认为不适合发展工业，那就重点实行生态保护，因此要相应调低GDP指标，明确生态保护指标，同时在如何保障当地居民发展权益等方面也应提出相应指标。
第三，继续创造和维护公平竞争环境，加强政府的公共服务
创造和维护公平竞争的环境，是政府推进增长模式转型的重点，如保护各种合法产权、维护竞争秩序、反垄断等。缺少这样的环境，既损害效率，也不公平。随着政府经济实力的增强，将更多的财政支出投向公共服务，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第四，培育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和政策环境
要真正将创新付诸于实践，需要具备以下条件：市场竞争的压力；大规模制造能力和产业配套条件的形成与改进；能够组合全球科技资源的开放性研发体系；企业成为负责任的、有长远眼光的创新主体。
（本文根据刘世锦在“交通由传统产业向现代服务业转型发展战略研讨会”的演讲记录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