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由技术文件向公共政策转变，存在着两方面的内容要求：一是城市规划必须切实反映城市各项组成要素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的政策取向；二是城市各个方面的未来发展必须是在城市规划所确立的基本框架中。而协调好这两方面的关系，应当是城市政府政策框架及机制中的核心。
在此方向下，城市规划应进一步拓宽视野，充分认识到城市中的各类组织在城市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及其行为逻辑与行为方式。加强与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横向联系与合作，积极探索规划的公共政策属性，不断提高规划的公共政策水平。通过建立从城市规划出发确立城市建设和发展政策的机制，使规划所确立的政策在城市各类公共部门、机构和经济实体发展的政策中得到全面体现，引导其在规划所确立的方向上发展，控制其任何有可能逾越规划所允许范围的行动。
在向公共政策转化后，规划体系应当明确划分并确定不同类型和层次的规划的作用，并且建立这些不同规划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战略性的、引导性的规划如城市总体规划，应当成为政府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是城市公共政策的整体体现，其内容应当具有战略的指导性，能够为各行各业所理解和执行。操作性规划是规划实施的具体依据，是对以土地使用为核心的社会利益的直接调配和规约，必须成为地方法规性法规才具有操作的法理依据，如近期建设规划年度实施计划。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土地和财政越来越成为城市政府调控城市发展的两大“闸门”。投资主体多元化和融资渠道拓宽使地方财政的作用在逐步减弱，相应地，侧重于资金与项目安排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的作用也在减弱。与之相反，土地资源的日益短缺（土地资源正逐步成为很多特大城市发展的硬约束）使空间在城市发展中的份量越来越重，成为城市政府的重要调控手段。在此背景下，政府现行操作体系中必须增加空间资源配置及空间政策的内容，对项目筛选及其建设时序安排应更多地考虑空间配置要求，与之相呼应，城市规划也必须通过自身的改革创新逐步淡化部门技术文件的色彩，实现向政府公共政策的方向转变。
既然都定位于政府综合性公共政策，两个规划近年来都在加快自身的完善而努力成为政府实施调控的主导依据，两者针对自身内容上一些固有缺陷进行的调整，不可避免地会向对方的传统领域进行渗透，城市规划越来越注重政策内容的制定以及建设项目的统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也越来越迫切地要求将空间内容纳入，两个规划“合二为一”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因为两者调控的内容本身就是互有关联难以分隔的。随着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入，特别是在十七大提出“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的背景下，这种趋势完全可能变成现实，城市规划实施机制的创新也完全应该在此框架下进行深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