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关注的四川灾后重建已经悄然启动，5月23日，国务院决定成立灾后重建规划组，争取三个月内完成灾后重建总体方案。
据《投资者报》了解，具体的规划方案目前正在由三个部委单独操作，很多具体问题尚未落实。另外，灾后重建究竟需要多少资金，这些资金是靠募捐、财政拨款、银行贷款还是其他的手段，甚至于财政拨款来自哪级财政，目前都需要进一步明确。
三种重建规划
近日《投资者报》记者从建设部获悉， 发改委是灾后重建规划组组长单位，发改委主任张平担任规划小组组长，而四川省和建设部作为副组长单位。
建设部原施工司司长张青林在接受《投资者报》记者采访谈到建设部何以担任灾后重建的副组长单位时表示，灾后重建目前最紧迫的是两步，一是如期建设过渡期活动房，这本就由建设部主管；二是尽快完成灾后建设总体规划，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以下简称“中规院”）是建设部的直属研究院，汶川地震灾区规划工作主要由这家研究院承担。另外，建设部下设城乡规划司，建设部担任灾后重建规划小组副组长单位，是行使政府管理职责的部门。
记者从中规院了解到，从5月18日到5月27日，10天间中规院分别派出10批共35人，组成援建灾区规划工作队，平均每天都有新的技术人员，日夜兼程奔赴灾区。灾区规划工作队分设四个组：城乡建设总体规划组、绵阳规划组、德阳规划组和水质监测组。短短10天时间，中规院灾区规划工作队已经完成四川地震灾区城镇和乡镇恢复重组规划纲要的基本框架，范围包括成都市、绵阳市、广元市、雅安市和阿坝州6个受灾市州。同时，中规院还承担了北川县城搬迁选址、新县城总体规划设计的任务。
据建设部的一位咨询专家介绍，目前重建有三种规划：一是由发改委牵头的整体规划；二是建设部牵头的城市规划，三是国土资源部牵头的土地规划。
据介绍，无论何种规划，都先要进行地震数据收集，然后上报政府，由政府委托一个机构做方案。最后再由专家评估和审批，审批通过才能执行。现在的地震数据收集阶段是由各县市政府执行，部委派出专家指导，并进行协调。是否移民尚存争议，还没有最后的结论，有人建议一部分灾民进行异地迁移，迁移地点可能是浙江一带。
“很多规划分工目前还不明朗。”上述专家表示，“总的规划现在是由国家部委在负责，具体到每个县镇的规划，应该还需要别的单位或者机构来做，但目前还没有明确说法。 ”
四种“埋单”方式
重建到底要多少资金？社科院有学者估计要1500亿元，有篇报道说要5000亿元，还有人甚至说要1万亿元。
财政部科研所一位专家说， 这些推测都没有调查依据。仅城乡重建规划做出来就需要几个月时间，而现在谈灾区重建需要的资金规模、以及讨论是否应该发行灾后重建的国债，都为时过早。
谁来为灾区重建埋单？据专家分析，目前有以下四种可能，一是群众和企事业单位的捐款。这部分钱对灾区重建来说成本最低，完全是捐赠性质；二是中央财政拨款。这部分对灾区来说，是无偿的，成本很低，但是财政总盘子太小，给了灾区就给不了其他省市；三是对口支援。地方财政替中央财政埋单，比如广东省对口援建汶川，就是广东省财政出钱；四是市场化的渠道。比如贷款和发行特别国债，但贷款要看偿还能力，发行国债也有争议。
此前，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晓西建议，可以发行专项国债用于灾后重建。这
一融资渠道的设想也得到了其他学者的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院李佐军认为，“我国当年开发大西北，运用了发行国债的方式。四川、重庆地区地震灾后重建，虽然目前尚无法测算出一个较为精确的重建投资总额，但肯定不是一点点钱，灾后重建至少需要数千亿元。现在社会捐款了300亿元，但对整个灾后重建这只是个零头。国债是可以考虑出手的一种财政政策，只是何时出手、发行多大规模较合适，则需要更多的信息数据的测算。”
在李佐军看来，除了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宣布对灾区减税政策外，“还可以加税、增税，为了灾后重建在全国设立某种新的税种，财政手段、金融手段很多可以使用。”
但财政部科研所的专家却有不同看法，“我个人认为，目前实际上不需要出台更多的新的财政政策。”他特别指出说，“发行灾后重建国债要看有没有必要。发行国债只是一种可能的途径，如果现在的财政实力足以可支撑起灾后重建，如果社会方面参与的力量比较强大，企业互助的积极性比较高则不需要发行国债。要摒弃那种由政府包打天下的思路，那样是不行的，既挫伤了市场参与的积极性，也挫伤了政府组织、社会力量、志愿者参与的积极性。”
他表示，政府作为主导，重点是做好组织和规划，整合好社会各方面的资源和力量。所有市场可以做得到的，都应该交给市场去做；所有社会力量可以积极参与的，就应该引导和保护好，由社会来参与。政府要做的是那些市场和社会力量做不了的，因为政府承担的是最终社会责任。”
他还说，“即使财政出资，也要逐步推进，不可能一下子放出巨款。灾后重建需要时间，所需要的资金根据重建的过程逐步显现出来。目前把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先解决好，按照轻重缓急来做，按照城镇重建规划来逐步确定投资建设费用。城市的基础设施、社会公共设施、新农村的建设，都要经过规划测算，才知道要用多少钱。”而且他指出，“即使在过去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等领域，也已经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可以是国家和地方财政的投入，也可以是民间资本、企业的投入。”
“灾后重建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要考虑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动员社会各方面的资源，包括企业的资源。”该专家强调，“灾后重建财政应该掏钱，但是不能排除社会和市场的积极性。”
1000亿元重建资金就绪
从当前灾后重建资金来源渠道上看，主要有中央财政拨付的700亿元专项基金，还有截至5月27日中午12时，社会捐赠的327亿元。财政部科研所的这位专家提醒记者：全国各省对地震灾区的对口援助是另一种形式的财政政策。
地震发生后，民政部下发紧急通知，要求全国21个省份分别对口支持四川省的一个重灾县，其中上海对口支援都江堰市，湖南对口支援彭州市，黑龙江对口支援温江区，山西对口支援郫县，内蒙古对口支援大邑县，河北对口支援崇州市，江苏对口支援绵竹市，北京对口支援什邡市，辽宁对口支援安县，山东对口支援北川县，吉林对口支援平武县，河南对口支援江油市，广东对口支援汶川县，福建对口支援理县，天津对口支援茂县，安徽对口支援松潘县，江西对口支援小金县，广西对口支援黑水县，浙江对口支援青川县，湖北对口支援汉源县，海南对口支援宝兴县。对口支援的任务包括提供受灾群众的临时住所、解决灾区群众的基本生活、协助灾区恢复重建。
从一开始的消防搜救，随后到卫生防疫，生活必需品和食品的组织，再到目前正在全速展开的灾民活动房建设，每个省的相关政府部门和企业单位都得到上级下达的硬任务，所有抗震救灾的物资、药品各省优先保证，交通运输也优先安排从本身运往灾区的物资，还有接受来自灾区的伤病员和移民的安置。
“从资金使用成本的角度来讲，所有的开支来自各省的财政支出，而不需要受灾县埋单。一个经济发达省份财政拨付几个亿支援中部欠发达地区一个县的安置与重建，不是难事。值得注意的是，在对口支援的过程中，中央财政、接受援助的受灾县是不需要投入的，这就大大降低了中央财政的压力，受灾县乡无偿得到来自对口支援省市的资金、物资以及今后重建初期的基础建设项目，甚至还有一些产业项目的投资，就使得受灾地区恢复重建的进程加快。”中央编译局研究员高新军说。
在我国以往对口支援案例最有影响力的是各省市对西藏的建设。财政部科研所专家说，“全国各级地方政府的对口支援，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机制，等于是一个横向的财政转移支付。”
是否原地重建
5月25日下午16时，当中规院一组专家在北川一个新县城的选址现场勘探时，突遇6.4级余震。“大家清晰地听到沉雷似的声音，看到脚下的巨石在颤动。地动的巨大能量令人对大自然肃然敬畏。”一位当时在现场的专家心有余悸地说。
据中规院专家介绍，规划将以“尊重自然、民生优先”为基本原则。四川汶川地区在地震活跃带上，历史上平均每隔30多年就要发生一次强烈地震，上世纪30年代和1976年分别发生过两次强烈地震，未来这里的房屋建设将提高抗震防震的标准。
中规院规划任务也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救灾安置重建期，重点解决好灾区群众住房安置，饮用水、污水排放、电力、道路等基础设施的修复，选址迁建新城等紧迫问题；第二阶段在分析人与环境、地上与地下等关系基础上，重新优化成都、绵阳、德阳地区的空间结构、产业分布和人口迁移。
自“5?12”汶川大地震以来，四川发生多起5级、6级以上的强余震，并有向陕西波动的迹象。有关专家指出，汶川大地震和1976年唐山大地震不同，唐山大地震是深缘地震，往地表上的反应是一个点；而汶川大地震发生在浅缘，震动的破坏性更大。“汶川、北川、青川这些受灾破坏严重的地区处在地震的活跃地带，经过‘5?12’大地震后是否会稳定下来？很难说。”
张青林曾经长期主管全国施工建设管理工作，有着丰富的专业经验，他告诉记者，“是否要在这个地方建一座新的城市？现在还有争论。”
虽未到灾区前线实地勘察，但这个老资格的施工领域专家忧心忡忡，“那里有个地震裂缝带，新城的选址应该走出那个裂缝带，不然又会留下隐患。如果还在那里建新城，我看不是上策。”
哪些市、县、乡镇适合做城市和乡镇的重建规划？哪些地方更安全更适合居住？哪些城镇不适合居住需要、移民、搬迁？这些问题深深困扰着每一个建设和规划系统的专家们，他们的专业知识体系只有以来自另一个学术体系地震学专家们的调查结论为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施展自己的智慧和力量。目前他们只能焦灼地等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