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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二环边的几栋旧楼经过外观改造，面貌焕然一新。本报记者周民摄 2008年8月8日，那曾经是一个遥远的日子，现在已经触手可及。
再过7天，我们等待了7年的北京奥运会就要召开了。就像7年前遥想北京奥运的盛况一样有趣，当我们回顾过去的7年，那些变化也让我们津津乐道。
编者按
事实上，没有奥运会，北京仍然会向前走，但有了这个伟大的盛会，有了这个新的目标，这座城市的转变也更加炫目。
事实上，奥运与北京的互动，本身就是一个故事。
今天起，我们推出奥运城记系列报道，向大家讲述这些有趣的故事。
“家里来客人了，屋子总得拾掇拾掇。”不管是走街串巷的出租车司机，还是高瞻远瞩的城市规划师，都习惯用这个比方形容北京为奥运的改变。
不过，这“屋子”太大了，“拾掇”一遍，实在是个浩大的工程。其间，奥运与北京建设交互影响，这座城市到处都有奥运的烙印。
变化与没变的
7月19日，地铁10号线开通。余明(化名)的兴奋却打了个折扣。
他的家就在10号线太阳宫站旁的社区，出小区南门不到400米，就是地铁站。
不过，就在地铁站西侧不到300米的周边，一块两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还没来得及整治。
这块土地现在被用挡板遮了起来。
4年前，余明购买这套房子时，售楼小姐说，那里将会建成一座大型的商场或者酒店。
时间？当然是奥运以前。现在，售楼小姐的预言还没变成现实，但余明说服了自己，“北京这么大，总会有一些工程不那么顺畅。”
与余明感受大不相同的是，北汽九龙出租车司机樊玉胜，却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感受北京的变化。
樊玉胜在开出租车前，是北京钢窗厂的职工，厂里出产的老式推拉钢窗，曾经装在北京最早几批高楼上。他敏锐地发现，紧邻西二环的住宅楼悄然被粉刷一新，所有的钢窗也都换成了崭新的铝合金门窗。
每天一早一晚买两份报纸的樊师傅了解时事，他知道，“都是政府出资给换的”。
作为出租车司机，樊师傅印象最深的是东四环繁华地带不断出现，“2005年、2006年，青年路那儿还是农村呢，拉客人到那儿，几乎都是空车回。现在小区太多了。”
几年来，城市新规划和新建筑的兴起，都被认为与奥运息息相关。
这些变化，曾经在1991年被热烈地期盼过，那是北京首次申办奥运会。
亚运村与奥运村
1990年，北京成功举办了第十一届亚运会。
1991年，信心满满的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
北京亚运会的主场馆位于北四环内的奥体中心，运动员居住地就是此后闻名的亚运村。
“当时奥体中心南面还留有一大块土地，如果2000年奥运会申办成功了，就启用那块土地建设新的场馆。”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北京清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尹稚回忆说。
亚运建筑为奥运服务的另一计划是，如果2000年奥运会申办成功，那么亚运村的楼盘就不急着全面出售，而是改为奥运村。
1993年9月23日，北京首次申奥失败。人们认为，这座城市失去了一个连续发展的机会。
巧合的是，1991年到1993年，北京申办奥运会的两年内，也正在制定新的城市整体规划。
1993年10月，国务院正式批复了《北京城市总体规划(1991—2010年)》。
南部为何被放弃
没有奥运会的日子，只持续了5年，1998年国务院同意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1999年，北京2008年申办委员会成立。
申办委员会成立不久，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摆在面前，如果申办成功，奥运会主场馆应该选址何处？
此时，亚运村已经无空间独立建成新的奥运中心区。
众多城市规划设计专家被请到了北京市政府的大会议室内，一张北京地图被悬挂起来，首次头脑风暴开始。
尹稚当时已经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也受邀参加了这次会议。“大家说一个地方，就在地图上画一个圈，大概说了十七八个地方，北京的东南西北都画满了圈。”尹稚回忆说。
经过数轮会议后，三个地点被优选出来，分别是北中轴线至北四环一带；位于南中轴线的南城和东南四环一带的垡头地区。
其中，北四环一带是从上世纪50年代就预留的一个公共设施用地，其最具优势之处是，附近比较繁华，配套设施到位。
南城与东南四环成为候选者，更重要的原因是，北京市政府希望通过奥运会拉动南部地区，削减南北城发展的不均衡。
随后，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北京市规划院和清华城市规划设计院被指定对这三个方案进行深化，尹稚为清华大学规划设计院论证主持人。
在论证中，南城方案很快出局，因为南部所在的南苑机场战略地位重要，无法迁移。之后，东南四环一度成为奥运会主场馆选址的热门。
东南四环是北京化工业集中地带，上世纪50年代，当时位于内城的北京火柴厂发生大爆炸，在周恩来总理的安排下，一批化工企业被搬迁到位于下风下水的东南郊。随着北京市的发展，彼时的远郊成为城区，这些化工企业成为东南地区发展的障碍。
“北京市的领导非常倾向于垡头地区，如能在这里建设主场馆，可以彻底解决这块土地的改造和利用问题。”尹稚回忆说。
尹稚说，按照当时的预计，东南四环整治开发需要500亿元，比北中轴计划耗资多出100亿，这也是可以接受的数字。
正当垡头地区呼之欲出时，一个意想不到的状况出现了。环保部门对土壤检测结果显示，这一地区受污染程度远远超过规划设计者们的意料。与此同时，国际奥委会的一支考察团要在2000年初来到北京，时间变得一下紧张起来。
“当时预计对土壤改造要进行两年左右时间，总不能让考察团看一块五颜六色的土地。”尹稚说。
于是，事实上已经无可挑选。1999年12月9日，北京市长办公会确定奥运中心区选址在北中轴地区。
“其实，就是时间来不及了。”对于选址的奥秘，尹稚一语道破。也许，如果时间宽裕，“鸟巢”会在别处安家。
那些新奇的建筑
随后兴建的那些巨大而新奇的建筑，带有明显的奥运烙印。2000年奥运会时，别致的悉尼歌剧院为奥运会大大加分，现在，北京拥有了更特殊的建筑。
滚圆的巨蛋(国家大剧院)、编织而成的鸟巢(国家体育场)、不平衡的Z型建筑(中央电视台新址)，都以新颖的外观出位。
建国以来，建筑学领域的“适用、经济、在可能的条件下讲求美观”的原则，被部分改变。
这一切都与奥运息息相关。2004年，《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复。事实上，此前的规划原本应持续到2010年，奥运的到来，成为提前制定新规划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早在两年前公布的《奥运行动规划》，则将国家大剧院、国家图书馆二期、中央电视台新址等似乎与奥运没有直接关联的建筑都列入为奥运而准备的“文化环境建设”中。
由于实行全球招标，海外建筑设计师纷纷成为这些建筑的蓝图描绘者。
建筑评论家方振宁曾经去东三环拍摄建筑中的中央电视台新址，那里东侧是中央电视台工地，西侧是后来成为北京最高楼的国贸三期工地。身在两幢巨大、现代的建筑之间，方振宁很难想象自己是在古老的北京。“感觉这里好像是在建设中的曼哈顿。”
被放弃的大胆设想
在与奥运相关的规划和建筑中，许多大胆的设想被最终放弃。
在奥运中心区的规划中，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北京市规划院和清华城市规划设计院，不约而同地，都计划建一幢超高建筑来为奥运中心区收尾。
“当时基本是要做北京最高的，探讨过要不要做全球最高的。”清华设计院院长尹稚回忆说。这一计划曾经非常详细。清华设计院设计的是一幢办公加商业的高楼，“底下是个大底盘，一半在水下，一半在水上，和地铁连接起来。”
还有设计将这一高楼建成双塔结构，有媒体报道还给这一建筑命名为：世贸大厦。
“一个石桩都打下去了。”北京市城市规划学会会长赵知敬说，双塔的建造曾经险些上马。双塔取消的原因很简单。尹稚说，2001年发生了“9·11”事件，超高层建筑的安全性被重新考量。
从奥运建筑到胡同
与奥运建筑的争议和反复不同，那些规模小得多的规划和建筑，则顺畅地一点点改变着北京。2006年，北京市西二环路开始整治，沿线旧楼被粉刷一新，居民的窗户被免费改造为双层玻璃铝合金窗户，所有广告牌被重新规划。
“这是第一次对街道进行规划设计。”北京市城市规划协会会长赵知敬说。
赵知敬曾在建国50周年时，主持了长安街的综合治理。在他印象中，因为奥运会而进行的街道设计，比当年的长安街治理力度还要大。
西二环的整治方案随后被推广，北京的街道更为有序。
老城区的胡同也开始改变。7月初的一天，记者在东城区的大经厂胡同西巷23号院看到，整个小院已经全被翻新，几名住户正在收拾着新房。
“原来是什么样，还盖成什么样。”住户大刘说。新的房子面积虽然没有扩大，但地基被加高了10厘米,墙体的厚度也增加了。
大经厂胡同就在北京的中轴线东侧，向西一拐，上了中轴线，一直向北就会到达鸟巢和奥林匹克公园。一路上，会经历古老、现代和自然。
从鸟巢到胡同，一切都在改变。
“奥运会推动了北京城市的发展。”老城市规划人赵知敬说。
很多年以前，这只是个预言。 | 
